光绪二十三年，天津机器局附设了一个电报房，管着局里到各炮台、各仓库的专线。电报生周世昌每天的工作，是每隔一刻钟向六处站点拍发一个无意义的信号——业内叫"空码"——对方收到，立即回一个同样的空码。一来一回，证明线还通着，两头的人都活着。
更夫打梆子报平安，也是这个理。只是更夫的梆子声里，藏着一桩永远算不清的账。
周世昌的空码簿上，记着光绪二十一年秋的一桩事。大沽炮台回码迟了半炷香工夫——按规矩，三分钟内不回即视为断线，世昌已经起身要去报修——第四分钟，码来了。后来查明，是炮台电报生临时去茅房，同僚替他坐席，手生，找键找慢了。
"这三分钟的槛，是曾文正公当年定的。"老电报生刘师傅说。同治年间，捻军流窜，天津机器局初设电报，曾文正公怕线路被剪、站点被端，定下一刻钟一问、三分钟不回即告警的规矩。这规矩传了三十年，救过急，也闹过无数笑话。
光绪十九年，北塘仓库回码迟了两分半，世昌照章报修，派了巡线工冒着风雪出去查。查到第三日，才发现是仓库电报生的钟表慢了——他以为没到一刻钟，其实早过了。巡线工冻坏两根脚趾，仓库电报生革职。从那以后，世昌对"三分钟"这三个字又恨又怕。
定短了，风吹草动都是警报。电报生离席喝茶、钟表慢走半圈、甚至线路上一阵莫名的电噪，都能触发一场虚惊。虚惊多了，报修的人疲于奔命，真正断线时反倒懈怠——这叫惊群之弊，世昌后来从西洋书里读到这个词，觉得贴切。
定长了呢？光绪二十一年夏，大沽炮台当真被雷暴打断线路，七分钟无人知晓。那七分钟里，炮台守军以为机器局照常运转，机器局以为炮台一切如常，两头各按各的旧令行事，差点酿成大事。事后追责，曾文正公定的三分钟竟无人敢改——改短，虚惊更多；改长，盲区更大。
世昌试过一种折中。他私下把六处站点分成三等：大沽炮台直面海口，最要紧，三分钟不动；北塘仓库次之，宽到五分钟；其余几处闲差，八分钟也罢。分等而治，虚惊少了些，但新麻烦跟着来——一处断线，他得先想"这处是几分钟的槛"，这一想，就慢了半拍。
后来西洋技师来机器局参观，世昌把这难题说给一个荷兰人听。荷兰人画了一条曲线给他：横轴是超时阈值，纵轴是"误报次数"和"漏报损失"，两头翘、中间凹，像一口锅。"你选的任何数字，"荷兰人说，"都是在这口锅里挑一个点——离这头近，就离那头远，没有两全。"
世昌把这条曲线抄在空码簿的扉页上，日日看，看了三年。三年里，他渐渐悟出另一层：三分钟也好，五分钟也罢，都是死数。线路的老嫩、天气的阴晴、甚至电报生当日的心气，都是活的。用死数去框活物，本就不是长久之计。
光绪二十六年，世昌自己改了一套规矩。他不再盯死"几分钟不回"，而是看"回码的脾气变了没有"——大沽炮台平日回码总在两分十秒到两分四十秒之间，若连续三次超过两分五十秒，即便没到三分钟，他也起身查看。北塘仓库的回码向来拖沓，五分半是常事，但若突然连续两次三分内就回，他也警觉：那边是不是换了生人，或者线路被人并了旁支？
这套法子，西洋书里后来叫自适应阈值——世昌当然不知道这个词。他只是觉得，更夫打梆子，听的不光是"响没响"，还有"响得对不对劲"。梆子快了，可能是更夫心慌；梆子慢了，可能是更夫病了；梆子声哑了，可能是更夫被人捂住了嘴。
庚子事变，机器局焚于拳乱。世昌的空码簿残页被人从灰烬里拾出，辗转到了上海。上海电报局的洋工程师看了扉页上的曲线，又看了世昌后来补记的"回码脾气"之说，译成英文，寄给伦敦的学报。学报编者加了一段按语，说中国电报生的经验，暗合了西洋新近研究的故障检测概率模型——只是中国人的法子更粗粝，凭的是人手一记，不是机器自动。
世昌若是知道，大概会笑。他晚年回扬州乡下，邻村有个更夫，每晚敲梆报时。世昌常去听，听了半年，跟更夫说："你今晚梆子敲得急，是不是白日里见了什么生人？"更夫大惊，问你怎么知道。世昌说："你平日敲四下停一停，今晚敲完三下一顿，第四下追得紧——这节奏变了，我听得出。"
更夫打梆子，电报生拍空码，后来机器房里自动发送的心跳包——变的只是器具，那口"误报与漏报"的锅，形状从未改过。阈值定在哪，都是挑一个痛法；真正的功夫，不在挑数字，而在读出数字背后的脾气。